“蜀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事起于西京，其词则成于东汉[1]。博考载籍，“蜀学”一名盖含三义，即学人、学校、学术。《汉书》所谓：文翁兴学，“大化蜀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2]；《三国志》载秦宓言：“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3]；《华阳国志》亦谓“学徒麟萃，蜀学比于齐鲁”[4]，三处所指皆“蜀中学人”。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5]《建炎杂记》列“蜀学”条目：“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学官二人，皆朝廷遴选；弟子员至四百人，他学者亦数百人。”[6]二处所指皆教育机构，即“蜀中学校”。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佑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佑学，相羽翼以攻新说”云云[7]；以及张之洞〈尊经书院记〉述办院宗旨：“绍先哲，起蜀学。”[8]乃学术流派，即“蜀中学术”。唯斯三者乃为“蜀学”三大要素。无论是审视古代“蜀学”，抑或是评价近代“蜀学”，都应以此三要素为考察目标，唯其如此，乃成为一完整之“蜀学”概念，也才能准确全面地评估巴蜀地区学术之地位与价值。本文所要考察的“晚清蜀学”即兼此三者而言。

一、晚清“蜀学”的概况及其成就

本文所讨论的 “晚清”，系指道光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此7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也是中西学术交锋，新旧观念激荡，各种思想学术异常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咸丰初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原来人文荟萃之地的江浙地区“受祸最烈，文献荡然”，致使“百学中落”[9]。相反偏处于内陆的四川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物产素称富庶，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近代“蜀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和形成的。“蜀学”的三大要素（即学校、学人、学术）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壮大。

（一）晚清巴蜀书院，名列全国前茅

从学校而言，巴蜀地方政府办学全国最早，渊源有自。汉景帝末年文翁“石室”，首开郡县官学先河，教泽流衍，蔚然成风。及至清代，四川举办的各类学校仍居全国前列，仅就传统书院和新式学堂论，其数量都居全国之首。

关于清代四川的书院数量，《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有383所，居全国第二[10]。而胡昭曦先生《四川书院史》前后两版的统计，一为504所，一为552所。依此数据，清代四川书院在全国的排名，肯定还会上升。胡先生还分析，四川552所书院中，明确可以认定是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有146所。另有143所建立日期不详，但因其资料多见于咸丰以后地方志，“可以说这143所书院中的多数是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因此晚清四川所建书院应是146所＋143所，占整个清代四川书院近一半左右[11]，可见晚清是四川书院大发展时期。

除旧式书院外，四川还是新式学堂设置最早的地区之一。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继1895年批准天津成立北洋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后，于1896年批准成都成立了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上海成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在近代史上最早设置的几所新式学堂中，四川中西学堂就是其中之一。1902年中西学堂与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合并成立四川省城大学堂（或四川通省高等学堂），是四川最早的综合性大学。

“戊戌变法”倡议“改书院，兴学校”，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分别颁布〈改书院为学校上谕〉、〈改书院为学堂上谕〉，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又颁布“壬寅学制”、“戊戌学制”，一时间，“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四川各地书院纷纷改成初、中、高等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在四川省城组建了更多高等专门学堂，形成四川师范学堂(1905年)和五大专门学堂：四川法政学堂（1906年）、四川农业学堂（1906年）、四川外国语学堂（1906年）、四川工业学堂（1908年）、四川存古学堂（1910年），全面推行新式教育，他们和四川高等学堂一起，构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以上这些学校，后来逐渐归入国立四川大学。民国初年调整各地高等学堂，四川成都仍然是“五大学区”之一，稳居西部中国之首。这些大学专业涵盖了文、理、工、农、外语、师范七大领域，融汇了传统与新学诸要素，为构建晚清“蜀学”提供了学术沃野和广阔前景。

在晚清众\多书院和学堂之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锦\江书院于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在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主要学习制艺八股诗文，为科举服务。尊经书院是同治十三年（1874）洋务派首领、四川学政张之洞创办，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经致用”方针，不课制艺，专习儒典。中西学堂为培养“通达时务之才”，聘请英、法教习，“分课华文、西文、算学”，体现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由是观之，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和中西学堂分别代表了近代学校的三种类型：锦\江书院重辞章，为科举；尊经书院重经学，重致用；中西学堂重西学，讲科学。分别代表科举、改良和科学三种形态。

（二）晚清巴蜀学人，彪炳华夏史册

晚清巴蜀士子人人向学，生员实繁其徒，张之洞〈尊经书院记〉有“全蜀学生三万人”之说。在晚清四川学术和文化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多出自书院。胡昭曦先生认为：“遍布四川全省的书院，对四川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军事、都有深远影响，可以说，近代四川书院是变法维新的阵地、学术研究的基地、人才培养的摇篮。它在振兴蜀学、发展蜀学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12]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