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8日16时，川大古籍所举办了《儒藏》学术系列讲座第二十六讲。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博士生导师杨世文教授。他所作的题为“清代四川地区之经学”的演讲，引起了在座师生的强烈反响和深思。

本次讲题，是杨教授于上个月下旬参加在台北举办的“四川学者的经学研究”第二次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清代四川经学著述三考》中的一部分。在演讲中，他主要谈到了以下内容：

首先，选题的意义和原因。

四川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代的李白、陈子昂，宋代的三苏、二李、两范，明代的杨升庵父子，清代的费密、刘沅、廖平、唐甄，等等。在中国经学史上，清代可谓极盛时期。在清代两部《经解》（嘉庆年间的《皇清经解》和光绪年间的《续皇清经解》）中，共收入经学家400左右，有4000多卷，但没有对四川经学家的介绍。由此可见，四川地区的经学在当时的地位较低。

近年来，对清代四川地区的经学研究作品多了起来，但研究者多聚焦于晚清，尤其是廖平等少数几位大师，而对整个清代四川经学著述及发展演变状况则极少论及。这可能跟至今没有一部《清代四川著述考》或《四川文献总目》之类著作有相当大的关系。于是作者通过查阅四川省志、各府县方志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清代四川地区的经学著述、经学家进行了统计，从时间分布、经典分布、地域分布等三个方面作了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并试图描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其次，清代四川地区经学的分期。

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大致为顺、康、雍等三帝在位的92年，中期主要指干、嘉二帝在位的85年，后期则包括道、咸、同、光、宣等五帝在位的91年。后期可分为两个阶段：道、咸时期和同、光、宣时期（即所谓的晚清五十年）。当然这种划分并非是绝对的，因为清代四川地区经学的发展是渐变的，是一个前后相继、有所创新的过程。故不能象切西瓜那样一刀切。

从时间分布上观察，在整个清代268年时间里，四川地区285位经学家共着有685部经学研究著作。基本上平均每年诞生1位经学家，著作2．56部。我们将清代四川经学划分为四期，对每个时期的状况进行了统计，得出的数据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清代四川景象发展演变轨迹，即仅从著作和人数观察，各个阶段的情况是不平衡的，由清初的极衰到晚清的繁盛，递增效应是极其明显的。而晚清五十年间，经学著作约占整个清代的60％，经学家人数约占整个清代的47％。由此反映出，虽然从整个清代来看，与江、浙等学术文化大省相比，四川地区的经学并不特别繁荣，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第三，各时期经学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特征。

前期：极度衰微。张献忠入蜀、张军与清兵的大战、南明政权在云、贵、川地区与清兵的对峙及其内乱、吴三桂反清，等等，这些事件都给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带来了大灾难。曾有诗描述当时的状况：“千里无烟，空如大漠”，“迷茫千里，绝无人烟”。在这一时期，理学仍为文化意识的主流，四川地区出现了两大名人：新繁的费密和万县的唐甄。

费密不仅精通经学、史学、文学、医学，而且是著名的书法家。一生著作很多，张邦伸称 “蜀中著作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对《春秋》、《尚书》、《周礼》、《诗经》等，费密都有注疏。遗憾的是，他的近10种经学著作大多失传，现存最著名的是《弘道书》，刻为《费氏遗书》三种。

唐甄治经，与费氏方式不同。他对2000年的封建专制加以批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称：唐甄的君主观与黄宗羲的观点不谋而合。唐认为，治经不在于寻章摘句，而在于明心见性。他的经学观与宋代以来的经学观一致。

这一时期，除费密、唐甄等经学家外，还有井研的胡井安、长寿的李开先、射洪的杨甲仁等。

中期：虽然江、浙、皖的考据学正处于极盛时期，但四川经学尚未融入全国主流，考据学在四川地区未掀起波澜。值得一提的是，创办于康熙43年的锦江书院，作为当时四川地区的最高学府，在干嘉时期培养了很多人才，如：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的丹棱彭端淑、罗江李调元、遂宁张问陶。其中，李调元涉猎广泛，一生有著作50多种，人称“蜀中撰述之富，费密而后，首推李调元”。他一生交游广阔，曾拜沈德潜为师，与赵翼、袁枚、纪晓岚等名士有交往，对东南佛学亦有了解，但结交的多为文人。在经学上，对五经均有著作，可称遍注群经。但有学者认为，其“文名盖过经名”。

双流的刘沅，生于乾隆年间，主要活动于嘉庆年间。其学术取向以程朱为主，但并不强调程朱家法，而是有所批判，在解经过程中兼采汉儒。其治经水平很高。他还创有著名的“槐轩道”，弟子数千。刘沅学派在嘉、道、咸时期很盛，刘沅曾有“川西夫子”之称。总的说来，在干嘉时期，四川地区的经学跟江、浙、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后期：有很大改观。

在道光、咸丰时期，东南考据学继续发展，但繁荣期已过，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春秋公羊传》影响更大，传统经学面临近代转型，四川地区经学走出低谷，但尚未找到共鸣。这一时期，引领学术转向的重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道州何绍基。何是书法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是经学家，则少有人知道。他有多篇著作问世。曾遍游、巡视四川各地，足迹远至西昌、酉阳等偏远地区，对四川的科举考试进行了整顿。另一个是张之洞。自从张作四川学政，蜀人治学环境和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故在四川地区流传着“前有何绍基，近有张之洞”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