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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现行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对儒学人才的需求

2016-08-18  凤凰网综合  颜炳罡
编者按:当今推动儒学发展繁荣,一靠传承,二靠创新;传承与创新需要有长效机制:即把儒学纳入现行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吸引优秀人才以儒学的研究和教学为专业,付出数十年“术业有专攻”的努力,必有收获;源源不断地培养儒学人才,输出儒学人才,使儒学发展事业后继有人。这就为儒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和保障。今年6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暨儒学教材编纂座谈会上,首次发出了把儒学设为一级学科的倡议,引起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视和讨论。本刊特邀四位参加成都座谈会并发出倡议的学者撰文申明其所愿所见,以飨读者。
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颜炳罡:中国儒学作为一级学科何以可能
儒学顺应中华民族上古、三代文化的大流、主流发展而来,中国儒学作为一级学科何以可能是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连续性与统一性的重要保证与凭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刘勰的说法承汉人观点而来。《汉书·艺文志》认为,易为大道之源,而易道经过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历史演进过程。三圣即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十翼,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刘勰认为,易道是中国人文教化的开始,伏羲画卦是开始,孔子作“十翼”是终结与完成,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传人。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合乎历史事实。孔子只以中华文化的传人自居,主观上他并不想开创一个学派,即使客观上他开创了儒家学派,这个学派也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继承了刘勰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他重新诠释孔子“集大成”之意义,认为孔子是集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尧、舜、三代之大成,而不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应该说章学诚在刘勰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孔子与上古、三代之关系,强化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大统与大流中的地位与意义。无论是刘勰,还是章学诚,都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根源于中华文化的文教传统,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根干,而不是枝蔓。
 
诚然,韩愈道统说似乎比刘勰、章学诚的原道影响更大,任何人都不能忽视。韩愈认为,道统的道就是仁义之道。这个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孟轲死后这个道就不得其传了。韩愈的道统始自尧、舜,与刘勰、章学诚的追至伏羲不同,韩愈的说法更多地强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人文谱系,将道浓缩为仁义之道,以仁义作为根脉接续中华道之传承。而仁义是孔孟学说的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意义上讲,道统从尧、舜讲起自然有它的道理。韩愈的说法与刘勰、章学诚说法并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印证。
仁义之道即人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趋向,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代表着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价值观念的儒学,在现代体制化的大学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不是儒学的悲哀,而是中国大学的缺憾。因而我们认为在现代教育体制内设立中国儒学一级学科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传承与学习,这是文化自信、教育自信的重要表现。
 
作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儒学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需要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设立儒学一级学科是“传”“守”“进”“新”的客观保证。习近平同志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中华文明说到底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明样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核心价值是中华文明的DNA;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每一个分子所恪守的行为准则。眼下,中国佛教有几十家佛学院培养着佛教传人,中国佛学院既有本科生的培养,也有研究生的培养;中国道教在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地都建有道教学院,道教学院既培养大学本科生,也培养着硕士研究生;而百余家基督教神学院,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中心城市到乡村,遍布神州大地。佛学院还在培养佛教传人,道教学院还在培养着道教传人,神学院还在培养着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儒学传人培养的场所在哪里?近代中国,儒家的命运最为悲催,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佛、道、耶、回等等都还保留着自己的道场,还在培养着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人才,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却成了无所栖身的孤魂野鬼。我们认为,在中华民族重拾文化自信的今天,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否则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设儒学为一级学科,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进行儒学传人和研究人才的培养,不是十分必要的吗?!
 
学科设置自主权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而儒学设立一级科学应是中国人在当代教育领域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见证。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自主权,而教育自主权必然包含着学科设置的自主权,那种跟在西洋学科设置的后头亦步亦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自我主宰的时代应该到来。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学科设置上经历一个由中而西,进而全盘西化的过程。历史上,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是儒家观念下的教学与学科设置体系,中国古典教育是儒学教育的一统天下,儒家经典教育不仅贯穿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乡校、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教学的始终,而且也是传统专科教育如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等学科的价值支撑与理论基础。清末,中国教育史第一次革命性变革即全国上下纷纷改书院为学堂,中国学科设置先是模仿日本,后是模仿欧美、苏俄,再模仿欧美的过程,这一过程恰恰与由儒家价值观念在教育领域的全覆盖到儒家的全面退场同步,也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相契合,不可否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然而,人类历史毕竟进入21世纪,在“地球村”时代里,每一个民族都会凸现“我”之所以为“我”的意义,中华民族已经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且成为“地球村”公民,同样需要以文化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标记。在学科设置领域,那种在西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生硬模仿时代应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被超越或扬弃,根据自身的文化特点、民族特性、精神气质、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自己学科设置体系的时代应该到来。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百余年来所形成的唯西人马首是瞻的历史惯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在西方人评价体系与价值坐标体系里,中国不少高校制定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竟然以外语讲《论语》《庄子》等作为国际化办学的标志,我们认为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不长进、不受世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而作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儒学在现在高等教育的学科系统里竟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难道这种现状合理吗?
 
儒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科系统,设儒学为一级学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后汉书·文苑传》:“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孔子所陈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韩愈、李翱认为四科是一个由低向高、由浅入深、逻辑严谨的学科系统。“凡学圣人之道始于文,文通而后正人事,人事明而后得于言,言忘矣而后默识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圣人之奥矣。”(韩愈《论语笔解》)孔门四科类似于儒学一级学科下的四个二级学科。曾国藩将孔子“四科”视为为学之术。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经济,曰辞章。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者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杂著》卷四)“为学四术”其实就是四门学问系统即“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政事之学”,这是前人经过多年的探索,概括、总结出来儒学的学科体系。
 
儒家非常重视文化传承,文化传承的手段是教与学,文化传承依赖的载体则是儒家的经典系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有人认为孔子是经学之鼻祖,是经学的建立者与开创者,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孔子开创经学旨在以经载道,继往圣,开来学,维系华夏斯文于不坠。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后来发展为六艺之教。《礼记·经解》指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荀子在《劝学》篇中指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在先秦儒家那里,“六经”是个经典体系,也是教化体系。在后世历史演变中,从“五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随着经典篇目的增多,儒家经学体系的内涵也在不断走向深化。经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没有不接受经学教育的。民国建立,经学作为一个建制化的学科被强硬地肢解为三大块,诗归于文学,易归于哲学,春秋等归于史学,严重影响了经学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
 
根据儒学学科体系的特点,结合现代学科设置的有关经验,我们认为,儒学作为一级学科,下面可以设若干个二级学科,如经学、义理学、政事学、明伦学、六艺学等等。
 
经学二级学科下设经学通论、中国经学史、尚书学、诗学、春秋学、易学、四书学等三级学科。
 
义理学二级学科下设义理学概论、中国义理学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现代新儒学、儒释道三教比较研究、儒家义理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三级学科。
 
政事学二级学科下设经世学、儒家家政学、儒家社区治理学、儒家治国方略、儒家天下学等为三级学科。
 
明伦学二级学科下设修身学、孝道学、儒家伦理学、儒家生态学等为三级学科。
 
六艺学二级学科下设中国武术、礼仪典章、琴棋书画等为三级学科。
 
儒学学科本科学制四年,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完成学业,达到要求的学生分别授予儒学学士、儒学硕士、儒学博士学位。
 
有的学者指出,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仿此,我们也可以说,儒学是即哲学即宗教,它不仅是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一套思想体系,更是一套生活方式、一种文明样态。举凡中国传统学问如天文、历数、文学、史学、天文、教育、中医中药、建筑等等,无不浸漫着儒学的因素,刻上儒家的印迹。可以说,在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体系里没有一个一级学科能与儒学相对应或涵盖儒学,因而设立儒学为一级学科势在必行。
 
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路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复兴作为支撑,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必然包含着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作为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儒家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急需一大批既能薪火相传、代代相护,又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儒学人才,需要一大批从事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研究、教学的高端人才,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孔庙、古老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东林书院、泰山书院、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等等)需要一批管理者,民间社会急需一大批儒学的推广者、宣传者、践行者、示范者,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样需要一大批文化使者,中国高校现行的文、史、哲等对儒学学科分块的、零片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对儒学人才的需要,设立儒学一级学科不仅理论上可行,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