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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儒学现代学科地位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2016-07-08  凤凰网综合  舒大刚 舒星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今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剧,我国思想文化一直都而临着来自外界及自身的不断冲击和挑战。在这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并不算长的两个左右世纪里,伴随着国运的兴衰变革,国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先后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的曲折路程。在这场思想文化的争鸣中,即便遭遇最低潮、最冰点的时期,依然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不绝于耳——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决不能消亡!而今,这个声音、这个主张正逐渐壮大。尤其在中国经济和物质文明建设获得重大突破的当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正日益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成为每个文化工作者所强调和力倡的内容。然而,我们要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关键在于什么?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自我否认和自我遗忘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充实自觉与自信?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自身的文化类型和形态,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加强中华文化的主干地位,在学理和学科上发展和巩固自身的文化学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有着5000余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其包容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如果要以简练的语言来描述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以儒学和诸子百家(包括释、道)互补为结构,兼融各民族(甚至周边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的庞大体系。这个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庞大文化体系自来就是所有中国人所引以为傲的精神家园。然而,若一定要在这个庞大体系中确定一个核心主干,不容置疑,它将是儒学。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儒学本身也在这种影响中接受影响,不断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足的经典体系、博大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文献积淀和成熟的教育体制,以及实实在在的学科和思想文化体系。从而,研究和重构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就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重建儒学的现代学科地位,就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资料图
从经典上看,儒家有所谓《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组合提法。《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继承中国上古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典籍整理而成的经典教材,这些经典上记往古历史文化,下启后世思想智慧,它们既是此前历史的记录,也是此后新知的启蒙。老子云:“《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庄子》也称之为“世传旧法之史”,《六经》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亦即唐、虞、夏、商、周等历史文化,是《六经》者述古之“史”也。《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和阐释后,又成为历史教科书,《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道志者,文学是也;道事者,历史是也;道行者,规范是也;道和者,美育是也;道阴阳者,哲学是也;道名分者,政治学是也——《六经》综合反映了上古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内容,是《六经》者,又训世之“经”也。汉代儒者只传《易》、《书》、《诗》、《礼》、《春秋》,谓之“五经”;东汉盛行“七经”,在五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及到唐代,又将《易》、《书》、《诗》与《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周易》、《仪礼》、《礼记》合称“九经”。五代后蜀政权在成都刊刻“蜀石经”,在“九经”之外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称“十三经”。宋儒又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析出,与《论语》、《孟子》一道并称《四书》。中华5000年文明史,以《六经》为主体的儒家经典恰恰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中华前此2500年历史因之以讲明,后此2500年智慧得之以点燃。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者,诚然。
 
从学术上看,儒学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集哲学、政治、思想、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他学术文化观念于一体,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天人合一”的命题,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观。“过犹不及”、“中正”、“中庸”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中国人高超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国人作“新民”、立“新德”的指道思想。追求和平、讲究秩序的理论,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社会、实现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载舟覆舟”的君民关系论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成了历代志士仁人反对专制集权、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士人、君子、圣人”和“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构成了中国人终身向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无尚法宝。这一切的一切,都经儒家的提倡、推广,逐渐触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繁衍,创造和丰富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至今犹闪烁出熠熠光辉。
 
从实践上看,儒学具有孝悌忠信的道德伦理、恭宽信敏的处世哲学和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儒学尤其是一门修身之学、实践之学,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儒家重视教化即思想教育,注重个性修养和道德情操培养,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天下为己任”,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它虽然上究“天人”之际,下探“心性”之微,形上无象,玄之又玄,但在讲究“博学”、“慎思”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笃行”。它的“仁”便是要“爱人”,“义”便是要行而得宜,“礼”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智”便是要知晓“仁义”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成功地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国家的治理安定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与知耻自觉的自律机制更好地相辅相成。儒学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体修养与群体利益结合、道德修养与政治事业结合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道德”、“民胞物与”、“孝亲敬老”、“崇德尊贤”、“诚实忠信”、“见义勇为”、“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优秀品德,这是她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之处,也是其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至今仍有其旺盛生命的魅力所在。
 
从文化成果上看,儒学具有庞大丰富的文献载体。儒家是以经典教育为本位、文献创造为特色的学派,儒家在历史上产生的学术文献数以万计。自孔子修订《六经》而后有儒家文献;自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而后有儒家知识群体“弟子三千”;自《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观后,形成了儒者以“著书立说”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放眼世界,传世的古典文献以中国为多;而考诸中华,传世古文献中又以儒家最盛。这些数量庞大的儒学文献,遍布经、史、子、集,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的注解和疏证,儒家诸子智慧的发挥和更新,儒学历史的记录和考订,以及儒家文化的推广和弘扬。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是智慧的记录,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干。加强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是认识中华古老文化的主要途径。
 
从信仰上看,儒学具有多元一体的信仰体系。班固说:“儒家者流……助人君顺明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助人君”是其政治功能,“顺阴阳”是其宇宙功能,“明教化”是其社会功能,“六经”是其经典体系,“仁义”是其理论核心,而尧、舜、文、武、仲尼的圣贤信仰,亦是其立教的道统体系。儒家正是以本民族的圣君贤士作为楷模,以尊天命、顺阴阳为其哲学依据和宗教情怀,以《六经》为之教典依据,以“仁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学术流派,这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指导和引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和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华学人慧命永存、日新其德的精神家园。
 
从教育上看,儒学具有成功的教育经验。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职业教师,具有“性近习远”、“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激励”等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他有弟子三千,达徒七十二,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后世儒者如子夏、子思、孟子、荀子之徙,读其书,继其志,游说四方,传道授业,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学说,也积累和丰富了儒家教育经验。西汉汉文翁在成都设石室传授儒家《七经》,首开郡国立学传播儒学先例;汉武帝开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并在全国推广文翁经验,大兴郡国之学;还在全国举明经秀才,儒学于是成为全国教育的主体内容,也成为量士衡才的终极指标。后之继起者,无论是后汉三国,或是两晋南北朝,或是唐宋元明清,都毫无例外。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西汉以太学(或国学)、郡国府学传播儒学的教育设施,还创造和更新了以明经或科举选拔人才的选人制度,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考试和选材经验。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也启迪和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
 
儒学的这些丰富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和积极影响,儒家经典是中华学人述古知新的知识源泉,儒家思想是中华学人的精神家园,儒家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儒家伦理是中华志士修身齐家的理想模式,儒家教育理论和实践也是中国人造就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成功经验。儒学在历史上作为天字第一号的学术,是维系“大一统”局面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广泛的文化认同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它的陶冶下,曾经造就了大批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为人类历史文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财富。在儒学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也曾出现过“大汉文明”、“大唐文明”、“大宋文化”等一个又一个太平盛世和文化高峰,在历史上多次担当起世界文化中心的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具有主导作用的儒家学说自然功不可没。
 
历史降至19世纪末,中国儒学一枝独秀的历史瞬间成为明日黄花,孔庙被拆、书院转型,尤其是民国初年全盘吸收西方学制,将儒家经学从教学计划中取消,从此在中国教育界再没有儒家的地位。中国儒学被虚化、被肢解、甚至被遗忘,“中国儒学”在自己的国度顿时成为游魂孤魄,无处庇身、寄托!现行的所有学科设置、图书分类和项目管理体系,均不见中国儒学的身影!
 
自兹往后,百余年间,在普遍的疑占批儒风潮之下,曾经是考古知新的儒家经典被疑为非伪即残的零篇断简;曾经是精神家园的儒家思想被批驳成腐朽落后的罪因祸源;曾经是修身齐家良言的儒家伦理被诬蔑为愚忠愚孝的害瘤毒草;曾经记载了中华数千年思想文化成果的儒家文献也被斥为封建落后的故纸残书;曾经是淑世济人的儒家教育经验也被不加判断地盲目抛弃和清除!在文化教育领域,甚至发展到唯西是信、唯西是崇的地步,对西方舶来品,曾经几乎完全不加辨別地模仿吸纳。一时间,消极与积极、宗教与迷信,沉渣泛起、谬种流传,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和价值观充斥神州大地;重功利而轻操守,重技术而轻文化,更是泛滥教育领域。这样做的结果,虽对中国人接受新事物、传播新思想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导致中华民族信守了2000余年的核心价值观念大厦顷刻隳堕,中华民族固有精神家园随之破裂失守。连续近百余年历史里,中华传统遭到亘古未有的破坏,儒家学说也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此实思想学术的剧变,也属儒家文化的浩劫。在儒学诞生、流传并主导了两千余年的国度里,诸如“儒学在哪里”、“儒学为何物”、“儒学到底有何价值”、“儒学研究从何着手”、“儒学人才如何培养”之类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此时却竟也成了十分棘手、不得不加紧进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这不仅是文化遗忘、传统失落的后遗症,更是精神空虚、思想混乱的恶果。
 
可喜的是,当一些短视之人尚迷失于一味追求GDP简单拉升的歧途之中时,党和政府已清楚认识并指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这种“富而不知礼,贵而不幸福”的现实,再次提醒全国人民:“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终于梦醒,国人终于自觉,这是好事,也是大事!
 
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初步成功,而民族文化的建设、民族自信的树立仍然任重而道远的当下,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加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的号召,这无疑是斯民之幸,斯文之幸!
 
然而自觉从何始,自信从何来?鄙意以为,自觉应从认识自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开始,自信当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来。我们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辉煌文化,研究好中国的历史文化,提炼其优秀的合理内核,就是增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如果说“学在学府,用在官府,行在士民,化成天下”的话,作为在高等学校执行教书育人功能的我等学者文人,正应当将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儒家学说加以深入研究和总结,加强儒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弘扬和人才培养,使儒学重回淑世济人的领域。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重建儒家经典的阐释体系、重构儒家的精神家园、重倡儒家的实践伦理、精研儒家的文献典籍、重温儒家的教化理论,使当代中国大学生在经典上、思想上、伦理上、文献上、教育上,重新得到儒家的关怀和陶冶,同时也促进儒学的现代更新和转化,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当代社会。
 
以上浅见,定有不妥之处,希请达人批评指正。
 
*本文原载《国际儒学研究》2013年第21辑,第7-13页。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