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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儒学辛酸史:从一家独尊沦为无处归依

2016-07-08  凤凰国学  彭华
导言:近日,部分学者联合倡议在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引发不少争论,也有不少批评者撰文质疑《倡议》,比如,“儒学”是否应该重新成为一门“学科”?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存活之道是什么?甚至提出,以国学/儒学之大,是否要汲汲于僵化教条的大一统体制夹缝里求“名分”,蜗牛角上争雌雄?在成为热门话题的同时,关于“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讨论也是一个严肃的时代命题。真理越辩越明,诸多问题与疑虑待人阐发。
 
关于儒学的正统之道与源流演变,四川大学彭华教授曾著文做过详实的阐释。自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中国儒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术思想流派,已经走过了2500余年的发展历程,但在当前施行的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中国儒学”却始终榜上无名。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儒学”能够作为一门传统“学科”而长久存在,其发展的依据和源流究竟何在呢?
资料图
春秋战国:孔子之前无“儒家”
 
殷商时代尚无“儒家”,充其量,当时仅有章太炎《原儒》所说的作为“术士”的“儒”,“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后来,“儒”成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儒”,“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来,“儒”缩小为刘歆《七略》所云“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儒”。
 
在孔子(前551-前479)之前,虽然已经存在“儒”者、已经有了“儒”名之称,但还没有作为学派的“儒家”。从“儒”到“儒家”学派,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由孔子完成的,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
 
孔子之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相继兴起,迎来中国教育史上的“平民教育”时代(相对于“贵族教育”而言)。诚如古书所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开馆授徒,在教育对象上实行“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儒家学派所传授的经典教科书,也就是后来被列入经部的“六经”(又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世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教材或考试科目,可谓“渊源有自”也。
 
其时,与儒家唱反调的墨家也同样拥有社会影响力,故韩非(约前280-前233)有“世之显学,儒墨也”之谓(《韩非子·显学》)。张岱年(1909-2004)对《韩非子》此语的论断是,“其所谓‘学’,可以说即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谓哲学”;但他又特别提醒,“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先秦时所谓‘学’,其意义可以说与希腊所谓哲学约略相当”。
 
孔子去世后,作为孔门弟子的七十子散在四方,但他们多有弘扬儒学的举动。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两派:一是子思、孟子一系(思孟学派),重传“道”;二是子夏、荀子一系,重传“经”。这两派虽然互有争论,但都具有“原始儒学”的共同特征:以孔子为自己的宗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主张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提倡以“德治”和“仁政”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儒家所尊奉的最根本的主张,也是后世“中国儒学”学科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宗旨。
 
兴盛时四大学科近乎综合性大学
 
随着儒学的日益制度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中国儒学”迎来了第一个兴盛期,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儒学”的学科化特色。秦朝以法治国、“以吏为师”,推行“焚书坑儒”政策,使儒学几尽灭绝,但儒学终究不绝如缕。汉兴,废除“挟书令”,儒家故书屡屡复出。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是为西汉置太学之始。其后,太学在西汉继续发展。昭、宣、元三朝,太学生人数由一百人而二百人而一千人;汉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东汉之时,太学大为发展,汉顺帝时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不管是汉文帝时设置的“一经博士”,还是汉武帝时设置的“五经博士”,抑或是汉平帝时设置的“六经博士”、汉宣帝时设置的“十二博士”,或者说东汉初设置的“十四博士”,中央官学无一不以儒家经典为始基和皈依。至于地方官学,亦归本于儒学。比如说,西汉初期(汉景帝末年)文翁在四川设立的郡国学(“文翁石室”),不仅是四川地区、也是当时由地方政府最早建立传播儒学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学校总的趋势是衰落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比如,北魏(336-534)政局比较稳定,因此学校比较发达,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和太学,教学中很重视经学。史称,“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史·儒林传》)。再如,南朝四朝,惟有宋梁比较重视教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京师开儒学馆;次年(439),又设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
 
其时设立的专门研究儒经的“儒学”,与研究佛老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等并驾齐驱,其“学科”的独立性非常明显;今人云,“玄、儒、文、史诸科,近似综合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五经》、《论语》和《千字文》等也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北京国子监
 
隋唐至晚清:科举必考儒学宋代达到高潮
 
隋唐至晚清,儒学仍然是中央学校(太学或国学)和地方学校(郡学以及书院等)的特别重要的教学科目,并且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必考科目。
 
隋朝(581-618)置国子寺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开皇十三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大业三年又改为国子监),下辖五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大理寺还设有律学。史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唐朝(618-907)继承这一制度,只是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以“(国子监)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九经”)及《国语》、《尔雅》、《说文解字》等。至于其他的教育机构,如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以及在京师的专门学校广文馆、京师学等,均为《五经》研习之地,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而地方州(府)学的一部分以及县学都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内容也主要是经学。(唐朝太学所规定学习的“九经”,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经即《礼记》、《左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大经为分科必修科,小经为选修科。)
 
宋朝(960-1279)实行“右文”政策,其教育分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办教育沿袭唐朝,在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宗学、武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十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也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及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经的学校。
 
宋朝的民办学校,以书院为特色。书院兼有藏书、祭祀、教学三大功能,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文史,尤其偏重义理之学和实践精神的培育。“至此,尊孔崇儒达到高潮。儒家经典、十三经正义成为官定教材”。
 
就地方民族政权而言,辽(907-1125)和金(1115-1234)的教育多仿效宋朝,在京师设有国子监和太学,在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经、史、子及本民族语言文字等。西夏(1032-1227)立国后,在文化上番、汉兼容,以贯彻民族传统的“番学”为其底蕴,以儒学和佛学为王朝的两大思想支柱,实行“以儒治国”、“以佛统民”。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西夏之时,除“蕃学”外,还建有“国学”(“汉学”),专门学习儒学。
 
元(1279-1368)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中央所设立的国子学,其教学内容是先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学《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周易》,以周敦颐(1017-1073)、程颐(1033-1109)、朱熹(1130-1200)说为准。
 
明朝(1368-1644)和清朝前期(1644-1840)的学校教育大致沿袭了唐、宋旧制,但比前代更完备。国子监(又叫国子学)仅是中央学校的名称,而不再有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等。在地方教育机构中,也洋溢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其时,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崇儒尊经思想成为文教的指导方针。
 
西学盛行: “中国儒学”无所归依
 
晚清以来,随着“西化”潮流的盛行(向西方学习),科举被废除、读经被废止,使得“中国儒学”无所归依、无所依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自西方舶来的“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反传统”(主要是反传统儒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作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被否定了。至此,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而言,儒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矫枉过正、否泰往复,“现代新儒学”又应运而生,并且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外两大思潮是“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陈寅恪(1890-1969)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未来的中国“中国儒学”,亦复如是乎?
 
*本文根据彭华教授的论文《“中国儒学”学科的客观存在与学科特征:一项历史研究》而编辑整理,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月。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