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 儒学普及

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是共同进步之道

——在“儒学与俄罗斯文明的对话” 国际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2013-07-22  《国际儒学联合会 工作通报》第2期  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滕文生

 
编者按: 
      6月25日至28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在莫斯科联合举办了“2013中国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论坛。我会滕文生常务副会长率团出席会议。俄罗斯方面和中国驻俄大使馆对此次会议也极为重视,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中国驻俄大使李辉出席了会议并致辞。滕文生常务副会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是共同进步之道”的主题发言。现印发给大家,供参阅。 
 
 
 
 
尊敬的季塔连科院士
尊敬的李辉大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在莫斯科气候宜人的时节,我们在这里会聚一堂,举行“儒学与俄罗斯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际文化和文明交流中的一件盛事。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叶选平会长,向承办这次会议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积极促成此次会议的季塔连科院士、卢基扬诺夫教授致以诚挚感谢!向与会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朋友们表示热忱欢迎!并预祝研讨会取得成功!

      中俄两国都是历史悠久并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伟大国家,也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很早就有了文明的接触,通过中国陆上的古丝绸之路,穿越中亚地区,沿着伏尔加河直达俄罗斯一些重镇,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在千百年来源源不断的相互交往中,留下了许多珍贵记载和友谊佳话。

      从16世纪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将中国儒学为主干的历史文化典籍传播到欧洲开始,到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止,在欧洲兴起并延续了200年的“中国文化热”,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国家近代文明的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欧洲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文化大发现”。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雅格布森这样说过:“人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影响比中国对17、18世纪欧洲的冲击更大、方面更多。”

      当时欧洲一批著名学者,成了中国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思想的热心研究者与传播者。其中有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歌德,法国的培尔、伏尔泰、魁奈、狄德罗、霍尔巴赫,英国的坦普尔等,他们大都是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赞颂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有的对孔子及其思想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伏尔泰就把孔子的画像挂在礼拜堂中;由于颂扬孔子,魁奈获得了“欧洲的孔夫子”称号、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

      17世纪以后,在俄罗斯的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不少热心研究与传播中国儒学及其他历史文化的学者,许多中国文化典籍被先后介绍到了俄罗斯。在中国清朝康熙年间,俄国曾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学习内容之一便是儒家典籍;1715年到1860年间,俄国曾先后派出了13批传教士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在这些留学生和教士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对儒学传入俄国起了重要作用。汉学家梁捷夫翻译了《大学》于1780年出版;另一位汉学家阿加封诺夫翻译了《中庸》于1788年出版;还有一些汉学家翻译了《易经》、《孙子》、《名贤集》等中国文化典籍。在18世纪俄罗斯发表的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就有120种之多。19世纪更是俄罗斯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结出累累硕果的一个世纪,其所介绍的中国文化典籍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教育、医学、美术、建筑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儒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东正教派驻北京的传教团修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成为汉学家中出色的代表。比丘林在北京居住14年,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社会都有深入研究,并把中国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俄文,被称为俄国汉学的鼻祖;瓦西里耶夫所著的《东方的儒释道》、《中国文学史纲》,在世界汉学研究史上可谓建树非凡。这里,我们更应追忆起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俄罗斯文豪普希金和托尔斯泰。

      普希金十分景仰中国的历史文化,他遍读了俄文、法文、德文版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典籍,而且多次与比丘林交谈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他还为《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推动作用。托尔斯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儒家及其他诸子的许多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精神力量。他在日记和给挚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在读儒家著作。难以想象,它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度”;“我沉湎在中国的智慧之中”;“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19世纪俄罗斯文明的杰出代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研究与宣传,不仅给俄罗斯人民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托尔斯泰晚年在给一位中国学者的信中,还深情地提出过这样的希望:“在人类生活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方面发挥伟大的作用。”

      17、18世纪,欧洲正处在从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思想界正在兴起倡导道德伦理、反对残暴政治,主张自然理性、抨击神学迷信的启蒙运动。当此之际,中国的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一经耶稣会士们介绍到欧洲并迅速传播开来,就成为启蒙思想家们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启蒙思想家用儒家的道德思想来批判教会和封建主的残暴统治。伏尔泰和坦普尔认为:孔子和儒家的道德规范“指导着从统治者到平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莱布尼茨在《风俗论》一书中说:儒家的道德思想,“批判了我们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欧洲的君主们面对中国的榜样,应当“赞叹,然而更主要的是要去仿效”。霍尔巴赫认为:“国家的繁荣必须依靠道德”,欧洲应该像中国那样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儒家的道德学说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反对思想政治专制的重要武器。

      二是启蒙思想家倡导儒家的理性思想,反对教会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神秘和迷信,促进了欧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培尔认为:儒家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是对立的,而神秘的东西是荒谬的,奉行无神论的国家同样可以创造出繁荣昌盛的文化。狄德罗、伏尔泰、魁奈都很赞赏孔子不讲超自然的奇迹,不讲“怪力乱神”,而是重视和提倡“天理天则”,即自然法则与理性,认为这比基督教的神学高明多了。
 
      总之,当中国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思想传播到欧洲后,尽管有一些学者如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并不赞同,但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则是抱着学习和借鉴的积极态度,甚至根据他们当时的思想政治需要加以美化和理想化。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具有尊重理性、道德,不赞成迷信、残暴的因素,同时也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种不同于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权威,借以与基督教神学和封建统治进行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文化和其他中国历史文化的传入,对于欧洲反对封建主义、挣脱神学的精神桎梏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改变了欧洲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文明,那么也就可以说影响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儒学文化,也为参与塑造近代欧洲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类型的文明,从来都是努力排除各种困难和障碍,实现相互传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并相互影响的,而且在互为比较、融合、借鉴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发展各自的优势并促进共同进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将儒学等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之时,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学者,也积极学习欧洲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他们同耶稣会士们合作,将欧洲的哲学、历法、宗教、军事、地理和自然科学的一些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它推动了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了解和运用,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朝的康熙帝本人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曾抱有学习兴趣,并于1715年设立算学馆,供八旗子弟学习西学。清朝的《四库全书》还收入了一些西方文化名著的译述。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当时中国人对俄国文化的了解、研究和传播情况。就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教士和来华的留学生,向俄罗斯介绍中国文化之时,中国了解、研究和学习俄罗斯文化的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当时的清朝政府除了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为东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播俄国历史文化提供便利,同时还在北京开办了“俄罗斯文馆”,成为中国培养俄罗斯文化研究人才的主要场所。在18世纪,中国派往俄国的使节、学者和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不少人回国后著书立说,介绍俄罗斯的文化与风物,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有一个叫图里琛的学者写的《异域录》,就记述了他1712年出使伏尔加河流域所见所闻的文化风情,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旅俄游记,对中国人了解和研究俄罗斯文化起了开拓性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100多年间,中国学者介绍和论述俄罗斯文化的著作纷纷问世。例如,署名“七十一”所写的《西域见闻录》以及著名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俄罗斯国总论》、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等,都曾帮助中国人增进了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和近代发展情况的了解与认知。

      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1840年在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此中国从古老的封建帝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场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此时的欧洲大陆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了对外扩张首先是向东方向中国进行扩张。在这种情势下,曾经风行一时的中国儒学和其他中国历史文化在欧洲大陆已渐渐被人们冷落与忘却。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西方国家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华民族从彷徨与屈辱中警醒了,人们开始思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西方国家怎么变得如此强大?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掀起了一个了解、研究和学习西方的新浪潮。那时,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和欧美国家派出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一大批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洪秀全、严复、魏源、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代表了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然而这次学习并未找到救国图强的真理。尽管那时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从“先生”那里所学来的东西总是行不通,而且“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虽然经过了多次奋斗,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直至十月革命爆发以后,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才出现了根本转机和光明的曙光。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面貌,而且开创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到这时,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于西方的科学真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它来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从而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崭新结论。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这个崭新结论的创立者。从那时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以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是依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依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学习和借鉴以俄罗斯为主干的苏联人民建设国家的历史经验,成功地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面貌。总之,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所给予的影响、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和历史性的,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也历史地说明中国人民学习十月革命的真理和借鉴苏俄建设的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20世纪初叶到现在的100年间,中俄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情谊;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和水平。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历史、哲学、政治、文化典籍。仅从文学艺术领域来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中,俄罗斯的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就有千百种。中国文化名家鲁迅一生中就译介了47位俄国作家的作品。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等许多俄国古典与现代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广泛传播,它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它们的熏陶和感染下,中国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中国文化名家郭沫若曾深有感触地说:俄国和苏联文化给予我们的影响,真是浩浩荡荡像洪水一样向我们中国奔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两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和学习更是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无论是涉及的领域还是在每个领域交流的深入程度,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信息交换,在两国交往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两国友好合作的那种蓬蓬勃勃的景象,两国老一辈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忆犹新。仅以翻译出版方面为例,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及俄苏各种文化名著不胜枚举;俄罗斯从中国译介的文化典籍也是成千上万、难以计数。两国学者对对方国家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译介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翻译儒学文化典籍最多和研究儒学文化的水平位列各国前茅的国家。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由季塔连科院士领衔、卢基扬诺夫教授等专家学者编纂的6卷本巨著《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大典》,已经出版发行,并荣获了俄罗斯联邦国家级奖励,俄罗斯国家总统亲自颁发国家奖章。这部巨著还将由中国四川大学组织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我要借此机会,向季塔连科院士、卢基扬诺夫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尤金、费德林、齐赫文斯基、嵇辽拉、罗高寿、魏德汉等为绍介、传播和研究儒学文化及其他中国文化,推动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卓越贡献的所有俄罗斯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如上所述,中俄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彼此学习、相互借鉴,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其他国家间无法比拟的。对于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良好传统和宝贵经验,我们都应十分珍惜,并应努力传扬下去。

      中欧、中俄文化和文明交流的历史及其经验,说明了什么呢?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深刻启示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每一种文化和文明,都是在同别的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通过吸收其一切有益的进步的东西,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只有相互开放,才能实现交流;只有相互交流,才能增强各自的发展活力与动力。如果自我封闭,拒绝向别的文化和文明学习,最终总是自己吃亏,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取的。

      二是世间的事情是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亦复如是。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不可能一帆风顺,往往会遇到各种思想、政治、经济因素的阻碍和抑制,致使彼此的文化和文明交流受到影响、破坏甚至出现中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应放弃交流对话,因为只有通过交流对话,才能重续和增进相互的理解与共识,才能实现从逆境向顺境的转化,才能促成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得以继续下去,并开创出“柳暗花明”的新生面。中欧、中俄文化和文明交流的历程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曲折和插曲及其演变,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其所长,也会有其所短;都会有其精华,也会有其糟粕。因此,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要通过相互比较和鉴别,做到知己知彼,善于扬长避短,善于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如果在相互交流中陷入盲目状态,学了人家的短处和糟粕,丢了自己的长处和精华,那就会得其反而失其正,会吃大亏的。这是在文化和文明交流中应该注意防止的。同时,每一种文化和文明都是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和优势,学习别的文化和文明,务必在坚持自身本色的基础上进行,以增强自身优势为目的。如果在学习别的文化和文明过程中,丢掉了自身的本色和优势,那就失败了。这也是在文化和文明交流中应该注意防止的。

      四是坚持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文明和坚持学习别的文化与文明,目的都是追求真理和进步,既促进本国本民族的进步,也促进别国别民族的共同进步。学习别人,把别人的真理性的东西学来了,把别人的“好经”取来了,还要善于运用,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同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唯有这样,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精神素养,也才会真正发挥好的作用。如果不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简单地照搬照套,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人家再好的东西,到你手里也会失灵而走向反面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教训,在中国学习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建设经验中就曾经发生过。这是值得记取的。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由于互联网通讯等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联系空前紧密起来。这为加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条件和便捷高效的平台。一切致力于推进各国各民族不同文化、文明交流和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人们,更应为之作出新的努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有的人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一看就明白。在持“文明冲突论”的论者看来,多种文明并存,那是不好的,必然引起冲突;其他文明应放弃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向着某一种文明看齐,与它溶为同一,至少要变成它的附庸,只有在这样的“文明世界”里才不会起冲突。在持“历史终结论”的论者看来,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发展模式并存,形势也不妙,必然引起纷争;其他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模式应放弃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向着某一种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模式看齐,以归于同一,这样历史就在这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永恒了”,而其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就永远“终结了”,世界也就没有纷争了。这当然是一种奇谈。这种奇谈,在迄今为止的人类认识的长河中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有些虽然消失了,但有些又新生了,从来都是多种文明并存和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局面。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儒释道文明、伊斯兰文明,到近现代的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等,无一不是多种文明并存共处的局面。同样,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制度经历过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相互交替及前后制度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并存并共处的局面。世间的事物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同一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存在的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如同太阳光是七色的、自然界从来都是万紫千红的一样,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也是异彩纷呈的。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出访墨西哥时所说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和文明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以开明开放的态度相互包容、和平共处,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各种文化要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吸取养分,才能在时代进步中根深叶茂。”

      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并存共处,也就是中国儒家的思想家们所说的“和而不同”。因此可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认识,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学者那里就已经解决了。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也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于这种事物是多样性的、千差万别的,但它们又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之前一个叫史伯的人就已作过明确阐述。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各个侧面组成并构成一个统一体,相互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发生转化,由此又产生出新的事物。如果组成事物的各个侧面,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绝对同一的,那就不会发生相互转化了,就永远是一个样子,不再有新的事物产生了。那么,事物的生命就停止了,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史伯看来,世间的事物不会是这样的,不会是“同则不继”的,而永远是不断“和实生物”的。所以“和”与“同”是相异的,“和”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不同的事物“和”谐相处。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而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辩证法。我们坚持不同文明并存共处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完全符合这个辩证法思想的。正如江泽民同志2002年访问美国时所指出的:“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儒学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已经传播并影响到了世界的广大地区,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很快就传到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并在这些国家扎根生长,吸取了当地的思想文化养分,从而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儒学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文明。后来,儒学又相继传播到欧洲和其他地区,那里的人们特别是汉学家们,为推动儒学在当地文化和文明发展中发挥启迪、借鉴和促进作用,为儒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衷心感谢古往今来一切为儒学的研究、传播、应用和发展贡献过智慧和力量的人们。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儒学文化成为国际上的一个聚焦点,这不是偶然的。面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难题,诸如新自由主义到处泛滥、经济风险和危机此起彼伏、贫富悬殊空前加剧、高消费奢华无度、霸权主义恃强凌弱、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伦理道德崩溃沦丧、资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等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国家的政要,都希望能从儒学文化中找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的思想资源与智慧借镜。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谈到“徘徊于稳定和混乱之间”的国际局势时,强调儒学的一句名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希望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努力规避世界性的风险。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而道德却在崩溃,希望把儒学传统与西方司法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坚固的伦理道德制度,这种制度围绕的中心应该是人,而不是金钱资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发展和治理得益于大部分人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在我一生中,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

      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也纷纷发表看法,认为儒学的思想文化价值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国际社会的治理中,以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难题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孔汉思说:“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伦理与道德的坍塌,这也说明人们急需一种举世公认的伦理与道德标准”,“在中国传统中,伦理道德优先于经济和政治,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尤其可贵”。“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不仅完善着全球伦理的形成,也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伯格提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在东方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非要依靠个人主义不可。渗透到普通人灵魂中的儒家观念,给东亚经济发展以强大的推动力。日本的现代工业巨子涩泽荣一,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过一本题为《论语与算盘》的书,主张“把算盘的基础置于《论语》之上”。他说:“没有商业的扩张,我们永远不能实现民族繁荣。另一方面,如果不以仁义道理原则为基础,民族繁荣就不会持久。今天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把《论语》和算盘结合在一起。”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指出:“虽然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他的教诲对今天人们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88年,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在巴黎举行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诺贝尔获奖者集会期间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吸取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智慧。

      这些国际社会的政要和学者大都看到了人类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风险的症结,他们呼吁和倡导进一步发挥儒学文化在当代的应用价值,这是值得一切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深思与仿行的。

      今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对俄罗斯进行了成功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双方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文化和文明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中俄两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其国际影响和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正如今年6月15日普京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中所指出的:俄中关系无论是在互信程度上还是在合作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中俄关系具有长远战略意义。我们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同仁们,愿意借此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的“东风”,与俄罗斯朋友一起继续发掘儒学这个世界性文化宝藏所蕴含的所有精华,并把它们同中俄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为促进中俄的共同繁荣,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各国的共同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最后,祝中俄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锦上添花!祝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