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学者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一书中将经学史上的宋学时期称为“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从宋代经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来说，都与此前的汉唐经学、此后的清人学术有重大的区别。所谓“经学变古”，指的是宋学变汉学之古。这里首先谈谈什么是汉学，什么是宋学。

“汉学”一词出现于宋代。宋人将汉代经学称为“汉学”。南宋赵师秀诗写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辅嗣即王弼，他的《周易注》以义理为指归，打破以汉代象数易学的传统。玄晖是南齐诗人谢朓的字，他的诗具有唐诗的风格。）

“宋学”是元朝学者对宋人学术的总称，元人文集中多见。

今天讲“汉学”、“宋学”，有广义、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汉学不仅指汉代经学，还指清代的考据学。同样，广义的宋学也超出了“宋代学术”的范围，还把元、明、清一些阐释、发挥宋人学术思想的著作也纳入其中。我这里用的是狭义。

汉学、宋学在学术形态、学术取向、治学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前辈学者如蒙文通、周予同等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我只举两位宋史研究的泰斗邓广铭、漆侠的看法。

邓广铭先生说：“汉代的儒家学者，在其传授经典时，都是着重在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师弟子代代相传．也都注重师法(也叫做家法)；门弟子递禀师承，训诂相传，莫敢同异，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这样的学风，从汉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们所编纂的对诸经书的注疏，依然是承袭了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的繁琐章句之学，与汉代的儒家们并无多大变化。宋代的学者，则大部趋向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汉学重视章句训诂、师法家法，宋学重视义理探索。所以邓先生得出结论说：“宋学是作为汉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乃是汉学所引起的一种反动”[1]。

漆侠先生也有近似的观点，他说：

“以义理之学的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其主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汉儒治经，从章句训沽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儒则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宏观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涵义，达到通经的目的。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的新思路和新方法”[2]。

邓、漆二先生从对比之中去把握汉学、宋学的特征，尤其指出了汉学、宋学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区别。他们的概括言简意赅，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汉学、宋学的基本特点。

其实，宋人的论述中，就已经对宋学的特征作了概括。司马光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六月上《论风俗札子》，对当时科场之弊提出批评。他的这段话经常被宋学研究者引用，相信大家非常熟悉[3]。司马光指出当时科场存在的四个问题：一是怀疑儒家经传，二是不守汉唐注疏，三是好言道德性命，四是喜诵老庄之言。

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青年学子趋之若骛。科场之中，最能反映当时学风取向。司马光的表述，已经比较清晰地描述出宋学的基本特点，以及宋代“经学变古”的主要表现。

一般认为经学变古开始于北宋中叶的庆历之际。如南宋陆游谈到庆历以后学风转变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4] 根据陆游的描述，可见当时学风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近代经学家皮锡瑞也说：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5]。

皮氏认为唐代以来直到宋初经学虽然乏善可陈，但仍“笃守古义，无取新奇”，沿袭了汉唐注疏传统，到庆历之际才发生变化。事实果真这样吗？我认为不是的。事实上，经学变古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并非北宋庆历之际一蹴而就。

在中国经学史上，出现过多次经学变古。清四库馆臣在《四库提要·经部总序》中总结汉代到清初两千年经学流变，提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四库馆臣认为从两汉到清代之前经学学风共经历了六次比较大的变迁，也可以说有“六次变古”，即一两汉、二魏晋到宋初、三北宋中叶到晚宋、四宋末到明初、五明代中后期、六清初。四库馆臣的意见确实具有参考价值。

不过，他们划分的六次“变古”的起点与终点是否完全合理，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特别是将魏晋到宋初作为一个阶段对待，将王弼、王肃、孔颖达、贾公彦与啖助、赵匡、孙复、刘敞等并列，我认为是不太恰当的。王弼援老、庄思想解《易》，扫除象数，阐发义理，但仍没有跳出汉学窠臼；王肃注经，虽然与郑玄立异，但仍是汉学的绪余。至于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仪礼》二疏，谨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两汉以来经学成就作了一个总结，“变古”的成分少，而“遵汉”的成分多。直到中唐啖、赵等人树起“弃传求经”的大旗，才真正打破两汉以来的以传注为中心的经学传统，开创了宋学经学方法的先河。孙复、刘敞的《春秋》学研究继承了啖、赵以来的学风，宋代《春秋》学与中唐以来经学新风尚一脉相承。

所以，我认为可以简化为三个阶段：一两汉到中唐，二中唐到明末，三清代。

为什么我要将经学变古上推到中唐？因为中唐可以看成是宋学的起点。蒙文通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中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

从中唐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儒、佛、道三教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从儒学、经学方面来讲，出现了三股新思潮：

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疑问。

二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他们三人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的经学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