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教孝之书，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之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使是贤达如朱子者也不例外。据《宋史》本传载，朱熹少时“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后来他成为理学大师后，也极为提倡“学行”结合，注重蒙学与修身，认为：“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着。”“事亲必于孝、事长必于弟，孝、弟自是道理合当如此。”[1]对少年启蒙教育，他主张“孝弟博学”[2]，故撰《小学》、《家礼》等书为之倡始。所有这些，与他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孝经》之教不无关系。可到他成名之后，却对《孝经》持怀疑态度了，淳熙十三年（1186），年57岁主管华州云台观的朱子作《孝经刊误》，将《孝经》调整为“经一章、传十四章”，还删《孝经》文字220余字，首开删改《孝经》之风，对后世影响极大，“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四库全书总目》）。这里，欲对朱熹怀疑《孝经》学观点进行审察，希望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朱熹的《孝经》学思想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思想深邃，勤于著述，成果极多，主要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平生语言论及文牍，后人编为《朱子语类》及《朱文公集》，后世称“朱子”而不名焉。朱子对《孝经》也颇多论说，在《孝经》学史上具有很大影响。

首先，朱子怀疑《孝经》文字的经典性和可靠性，说是后人伪作。他说：

“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后人傅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孝经刊误》）

又说：

“余尝为沙随言《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二传之俦也。程丈报书云：‘吾尝闻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览其手书遗论，因记其语于后云。（《孝经》论）”[3]

又说：

“见程沙随说，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语类》卷八二）

朱熹告诉我们，他怀疑《孝经》是由于受衡山胡侍郎、玉山汪端明、沙随程可久的启发和鼓励。胡、汪二人怀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说《孝经》文字“多出后人傅会”，也就是说《孝经》非出（或者说非尽出）圣人之手，这就为他开启了怀疑和删改《孝经》的端口。

朱熹为实现其改编经典的目的，说《孝经》只有前面一段是孔子、曾子师徒当时问对，后面都出于后人依托。他指出，《孝经》自“仲尼闲居”至“未之有也”：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孝经刊误》）

有弟子问：“《孝经》一书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为理会过？”他答：“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语类》卷八二）

不仅整部《孝经》不是孔子、曾子的作品，就是他所认为属于孔、曾师徒的所谓“经”的部分，也不纯粹是孔子、曾子的原话。他说：

“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之所自着，则又可笑之尤者。”（《孝经刊误》）

朱熹认为，《孝经》“传文”有很多附会之说，而且“经文”也有不少“离析”、“增加”之处，这些属于孔、曾问对的“经”也曾被“后人妄分以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意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刊误》）也就是说，《孝经》不仅其“传”非真，即使是首段之“经”也不是本来面目，也被后人搞乱了，其中所引《书》一处、引《诗》四处，以及“子曰”一处，都是后人胡乱添加的，是原本所没有的。由于这些添加，遂使原来文气受到扞格，原有语意不太连贯了。可是，自汉以来，诸儒不知其非，还相信《孝经》是“孔子之所自着”，真是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