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1日至12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望江宾馆顺利召开。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杨忠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古史中心、文献学专业)负责人、专家五十余人出席了会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田耕一郎教授亦应邀出席。

开幕式现场

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古往今来，对文献的充分占有和科学利用，是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首要条件，也是从事其他学科建设和创新、实现学术繁荣的重要依据。文献学以其博大厚重、综合包容的特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成为传统国学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学科，成为各门现代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固基石。它不仅为历史学科提供可靠的资料基础,也将为其他人文学科乃至社会学科承担方法论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当前，中国学术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国学热”的背后，隐藏的是“文献冷”。为了回顾和总结三十五年来全国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情况，正确认识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围和任务，进一步促进古典文献的学科建设及其与国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主办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致欢迎词，他指出川大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与文献学渊源甚深。蒙文通、徐中舒、缪钺、杨明照等学术先贤们无不以文献整理研究为基础，形成了兼容并包、集杂成纯、经邦济世、明体达用的“蜀学”传统。一直以来，四川大学十分重视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研究生的培养和创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以《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全宋文》《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儒藏》《巴蜀全书》等为代表的标志性成果。21世纪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纪，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将面临更新的变化，也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应当共同担当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为国家和人民贡献绵薄之力。

晏世经副校长致辞

随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致辞。他指出目前全国的古籍工作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古籍的收藏与保护，二是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古籍的出版与规划。古籍的收藏与保护以图书馆为主，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以高校为主，工作做得深入、坚实;古籍出版与规划以出版社为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应该有一个对三部分工作的协调机制;同时，高校系统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如何在古籍收藏、保护的工作基础上吸收成果、深入发展，又如何与规划出版相衔接，需要加强自身的工作;而三个部分的发展都涉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三个部分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共性，也有侧重点的不同，这既需要在原来基础上的实践，也需要在学科上的整合，应该考虑建立统筹三个部分内容的中国古文献学，给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列入一级学科，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打下根基。这也正是这次会议应该探讨的问题。

安平秋教授致开幕词

本次研讨会共有五场专题报告，28位古籍整理专家、文献学学者围绕三十五年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的交流与总结、专题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文献学学科建设与研究三个方面的议题作大会发言。专家学者们回顾了各个古籍所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历史、分析了代表性成果的得与失，总结了三十余年来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探讨了文献学专业的内涵、特点、现状、知识与理论建构、人才培养现状与隐忧、学术平台建设与未来发展等问题。与会代表反响热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研讨会现场

开幕式之后，全体与会专家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前合影留念。

与会人员合影

其后，大会的第一场专题报告开始，讨论的主题是“三十五年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的交流与总结”，主持人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教

授。

严佐之教授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杨 忠教授发表了《中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文献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介绍了高校古委会重点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的实施和人才培养工作的进展，并对今后的工作做出了设想与展望。未来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方面要深入抓好科研项目、加强人才培养与稳定队伍工作;另一方面要推动海外学术交流与古籍信息研究，办好古委会刊物。

杨忠教授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陈广宏教授发表了《复旦大学古籍所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介绍了三十五年来复旦大学古籍所在诸多方面取得的重大发展和成绩，指出了具体的发展部署、目前的发展困境及解决方案。从学科建设来说，复旦古籍所在发展优势传统学科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新兴交叉学科，推进已有一定优势的学科，拓展新的相关学科与方向。在明代集部文献特色收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明代及近世文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加强名家或专题文库的建设。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战略。目前，研究所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研究领域较广，人手有限，学术队伍的年龄结构亟待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学科建设的必要资源较少，标志性成果少，新生学术力量未能脱颖而出。未来发展中，古籍所将以学术创新为主导，坚持拓展新材料、开掘新问题，构建更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科研与教学体制机制;秉持多学科协同发展的方针，促进相邻学科间的交叉、碰撞，资源共享，协作攻关，如此也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以跨文明比较研究视野中的学科建设为方向，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寻求中国文化所具的特殊价值。

陈广宏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张剑光教授发表了《近十年来上海师大古籍所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一文，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的学术渊源、近十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和思考。古籍所的整理工作以整理唐宋文献为特色，从基本资料不断向各类特色文献拓展。最近十多年，古籍所通过整理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出版了大量著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古籍所的发展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及困境。比如现行的重论文、重项目的科研考核体制，对古籍所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的一些规定限止了集体项目的开展。展望今后，在古委会的领导下，随着教师队伍新老交替的进行，随着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上师大古籍所将继续努力，保持学科特色和水准。

张剑光教授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发表了《从< 汉语大字典>到< 巴蜀全书>》一文，介绍了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历史沿革和深厚的学术渊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儒藏》、《巴蜀全书》、大众儒学书系等代表性学术成果的相关情况，以及当下古籍所的建制、学科设置与特色等。川版《儒藏》是当代学人在整理国故上的新贡献，也是对蜀学悠久治学传统的继承与接力，总计600余册，目前已出400余册。此外，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线装版《儒藏精华》共计36函260册也已经正式出版发行。《巴蜀全书》是收录现今四川和重庆两省市古文献的大型丛书，将对周秦两汉至1949年历代汉文文献中的巴蜀文献，进行系统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将实现对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录和出版，目前正在推进中。四川大学古籍所依托国际儒学研究院、复性书院、四川省重点基地杨慎研究中心、中华文化研究院等机构，取得了新的发展。同时，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古籍所也存在发展的困境，比如学科定位模糊、成果在科研评估中的比重、人才培养等。展望未来，川大古籍所将继续开展对文献学学科的理论探讨、学科架构和课程建设，进一步推动文献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舒大刚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戴建国教授发表了《求全与出新——写在< 全宋笔记>出齐之际》一文，介绍了《全宋笔记》的立项、整理、编纂及出版过程，衷心感谢高校古委会的支持与帮助。宋代笔记数量庞大，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目前，宋代笔记的思想性、学术性日趋凸显。有学者指出：笔记作为独具一格，随笔记事的文体，长短不拘，散漫活泼，是古代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这种文体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将其作为独立的文体门类进行学科性的探究。在整理过程中，全体师生做了大量编纂整理、搜遗辑佚、辨伪存真的工作。虽然有一些不足和瑕疵，但是《全宋笔记》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收罗齐全、便于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笔记总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戴建国教授

暨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刘正刚教授发表了《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三十五年来的成就》一文，介绍了过去34年中暨南大学古籍所的历史现状、建制特色、科研项目、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本科教学等。暨南大学古籍所是全校院系中唯一一个拥有独立资料室的单位，藏书达3万多册，尤以港台图书最具特色。古籍所坚持以项目带动学术研究，至少承担了50余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项目，几乎每个老师都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刘正刚教授

讨论之后，严佐之教授做了精彩的总结。他认为，古籍所应当明确以科研工作为指导的思想，强调古籍整理工作与科研工作的结合，与学术群体建设的结合。未来的规划中，我们应当加强人才培养，培养为学界公认的青年人才、学术带头人和学术群体，稳定学术队伍，建设研究基地，焕发朝气、带来新气象。各个古籍所之间应经常交流、互通有无，并倡议在座专家增加文献学学科建设、古籍整理工作的相关讨论，以期在某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场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至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参观。2018年9月27日，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研究院是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四川大学共同筹建的教研机构，是以儒释道研究为特色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性国际研修平台，主要的研究机构即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院是仿古木制四合院，青砖黛瓦、古色古香。专家学者们置身其中，闻桂花飘香、论书墨雅趣，观蜀石经拓片，感受喧嚣的都市中迷失的历史文化气息。

与会专家在中华研究院前合影

下午，第二场讨论开始，讨论的主题是“专题文献整理与研究”，主持人是四川大学古籍所的郭齐教授。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大多数专家皆增加了文献学学科讨论的话题。

郭齐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主任赵生群教授发表了《中华书局点校本< 史记>修订工作回顾》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始末。《史记》居二十四史之首，成书以来，递经传抄翻刻，流传至今的古代抄本、刻本有60多种。2005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规模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引起了学界广泛、热烈的响应。南京师范大学《史记》修订组主要从全面的版本校勘和修订标点两个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如复核底本、复核张文虎《札记》、汇校众本、撰写校勘记、修正标点、完善三家注本内容等。《史记》列“二十四史”之首，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第一部完成修订、首先出版发行的史书，具有示范意义，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及海内外学者纷纷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赵生群教授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方一新教授发表了《关于重新校释汉文大藏经的一点想法》一文，认为随着近年来写经与刻经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大藏经理应重新校勘，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丰富的文献数据，包括异文材料。由于历史的原因，《大正藏》、《中华藏》基本没有利用敦煌写经和日本古写经的材料。因此，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经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充分利用旧的藏经、刻经、和写经等文献，有计划、分步骤地制订整理、校释新版《大藏经》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以便给读者一个可靠的文本，为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部分学者回应方教授，认为大藏经如果能有一个相对的全本和定本，那必是学界之幸事。

方一新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严佐之教授发表了《从< 朱子全书>到< 朱子学文献大系>——以“专题文献整理研究”构建“学术史研究”文献平台的尝试》一文。朱子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对其身后长达七百余年的中国，乃至日本、朝鲜等东亚诸国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都产生了深刻、巨大、恒久的影响。从1993年至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参照学术研究前沿的动向信息，整合全所科研力量，相继完成了《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的编纂和出版，把朱子本人的撰述、编著与注释之作，及由其指导或授意门人弟子的撰著纂述，作了一次文献清理和集成。从《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到《朱子学文献大系》的《朱子〈近思录〉专辑》、《历代“朱陆异同”典籍萃编》，意味着古籍所在科研规划选题上的一次“转型”，即从个人独撰类总集的编纂整理，转向学术史“专题文献整理研究”。

严佐之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顾宏义教授发表了《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述论》一文，主要列出了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信的基本情况，辨析了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并详细举例论述了朱熹书札的重要价值。他指出，文人书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宋末文人开始大量搜集散佚的书信。通过书信研究，能够改写很多历史学家的论断。在书信的研究中，“书信的编年”是重点和难点所在。四川大学郭齐教授正在编撰《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两个古籍所互通有无，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顾宏义教授

北京师大周少川教授、华东师大严佐之教授等认为，各个古籍所应加强交流，尤其是思想观念和学科建设的交流。南京师大赵生群教授认为，古籍整理研究应当注重出土文献。只有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才能做出新的判断。举例来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意思是秦始皇51岁就去世了。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曾经指出，秦始皇没有活到51岁，这里的“五”应该为“立”，但是当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这次我们发现了新的材料，在日本高山寺所藏的抄本中，这个词就是做“立”，这样就找到版本的依据，再加上一些旁证的材料，我们就把这个错误改过来了。但是，我们不能迷信出土文献。比如同样是敦煌写本的《史记》抄本和《左传》抄本，《史记》抄本的价值就很大，《左传》抄本的价值就相对弱了很多。我们要学会甄别和判断材料，比如学界经常讨论的清华简与《左传》等问题，目前来看以《左传》证《左传》是比较合理的。

随后，第三场讨论开始，讨论的主题是“专题文献整理与研究(二)”，主持人是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王云路教授。

王云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稻畑耕一郎教授发表了《文献学家傅增湘的诗文资料整理与研究》一文，系统地梳理了文献学家傅增湘的生平简介、治学历程、主要著作及稻畑先生的相关研究。先生结合中日两地的资源，采用了大量的书信和实物为证，以严谨考据的形式，论述傅增湘本人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历史意义，展示了广阔的国际视野。他认为，学问研究应该是没有国界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学无古今中外”。

稻畑耕一郎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赵逵夫教授发表了《尉缭与< 尉缭子>考论》一文，系统考证了尉缭的生平、重要思想、历史地位和著作《尉缭子》的相关问题。文章由《汉书•艺文志》看尉缭的生活时代，认为尉缭是六国之末至秦始皇前期的人物，生于魏昭王前期，约魏襄王十八年(前301)前后。卒年可能就在魏国末年(魏亡于前225)。《尉缭子》中“梁惠王”为“梁王”之误，尉缭即六国之末的尉缭。先秦时“缭”“弱”二字可以通借，尉缭即顿弱，“尉”为官名，“顿”为姓氏。《尉缭子》为一人之作，其中大体属前半部分的篇章产生于魏安釐王早期和中期，有的篇章成于安釐王晚期，有的篇章成于秦国。赵教授全面分析了《尉缭子》各篇，并联系当时魏国和战国末年发生的具体历史事件来窥探《尉缭子》各部分产生的时间，对尉缭的生平可以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赵逵夫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张固也教授发表了《也谈楚简< 恒先>与八股文》一文。上博楚简《恒先》篇是最重要的出土道家文献之一，结构严整，条理清晰。有人称之为“八股文的滥觞”，却只是从辞章学拿来一个排偶概念，先入为主地认定它是八股文，然后再把八股文的结构硬往《恒先》上套。其实由于时贤所拟六种编联方案并不合理，即使采用同一编联方案，分章往往大相径庭，根本看不出与八股文的结构有何联系。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编联方案，因有“恒气之生，因有作行”二句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全篇起承转合十分清楚，任何人看一眼就能把它分成四章，而不容有异。勉强与八股文作一比较，其文体结构和修辞手法与之有点接近，堪称先秦散文中的一朵奇葩，但与代圣人立言和严格以双行长句对偶的八股文还有极大的距离。

张固也教授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国武副教授发表了《略说< 四库总目>与东亚汉籍分类观念的近代衍变》一文。《四库总目》的编纂，不仅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的成立，还对东亚汉文古典学产生深刻影响。吴教授以《四库总目》四部分类体系在东亚世界的回响为线索，勾勒汉籍分类观念的近代衍变，进而探索东亚汉文古典学的共同传统及其区域特色。四部分类法形成于隋唐，承变于宋明，在日本、韩国相应时代亦有双向互动。满清王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编纂《四库总目》，四库分类构造成为汉籍分类的主流，汉文典籍及其学问日趋兴盛。进入晚清民国(日本明治前后、韩国李朝后期)，面对西学东渐和变局丛生，四库分类构造在汉文古典学发展中得到扩充丰富、调整完善。从编纂《四库总目》到续修《四库总目》的170年间，汉籍分类观念及汉文古典学经历了衍变和融通，在现代东亚世界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学术格局。

吴国武教授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洪泽教授发表了《< 遂初堂书目>撰著过程蠡测》一文。近些年，关注尤袤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生平事迹、诗歌创作以及《遂初堂书目》等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对一些历史上存在的问题，研究者往往简单陈述，而未深入挖掘，进而提出合理解释。比如，对《遂初堂书目》的作者，虽尤袤撰著说占了主流，但由于《书目》中含有尤袤死后的书籍，于是又有了尤袤撰、后人补，以及后人补撰等说，莫衷一是，难免令人遗憾。吴教授详细探讨了《遂初堂书目》的撰著过程，并作出如下推测：《遂初堂书目》是以《益斋藏书目》为蓝本，继承了《益斋藏书目》的分类体系和著录方法，在分类整理遂初堂藏书的基础上，由尤袤家人增补完成，完稿时间下限在宝庆元年(1225)，而最大的可能是在嘉泰年间(1201-1204)。至于撰著人署名，准确的应是尤袤撰、后人补录，而如朱彝尊等直接署为“尤氏《遂初堂书目》”，也不能算错。

吴洪泽教授

10月12日，第四场专题报告开始，讨论的主题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研究”，主持人是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教授。

程章灿教授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王云路教授发表了《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特点与现状刍议》一文，详细介绍了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历史与特点、古典文献学的学科现状与地位。她指出，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的特殊性：一是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二是学科边界模糊，三是学科历史悠久，四是具有基础性和实践性。在现有学科评价体系中，古典文献学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学科体系中归属不明、在成果评价中常遭冷落、在学科发展中地位尴尬、在课程设置中容易被取消等。文献是文化的载体，要想在当下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最需要关注的学科就是古文献学。文献学包罗万象，从纵向来说可以有文献学通史与断代文献学史之分，从横向来说可以有中土文献学与域外文献学之别，从书写载体来说可以有金石、简帛、碑帖、写本、刻本之说，从主题来说可以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础文献学之论。因此，与其说文献学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文献学是一个门类。关于文献学的学科定位与设置，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探讨。

王云路教授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于亭教授发表了《浅论当前文献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和理论发展》一文，采用知识批判的方法重新审视古典文献学。他指出，古典文献学的知识无法深入解读《高丽藏》和《碛砂藏》的区别，也同样无法分析佛典音义中的很多问题。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文献学，实际是清儒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前朝文献与研究的系统性认知，是以刻本文献为前提的“静态”的认知。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能解决写本的问题。传统的文献学理论，以文本“常量”和“变量”二元对立式的描写和考据为畛域，对于文本形成的动态过程缺乏解释力。当下的文献学理论建设，应该丰富自己的眼光，重新检讨既有的文献学知识传统，及其面对更加活跃多变的文献事实的适切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加强对于文本分层、文本型塑和再造等等动态事实的解释建构，从而提出新的知识方案和实践指南，增进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于亭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杨海峥教授发表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从教学、科研两个方面回顾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科历史。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一方面坚守传统，夯实基础，设置和加强传统专业课程，进行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另一方面开阔视野，增强能力，增加新的课程、学术考察、国际交流等内容，与古籍出版社、古籍保护等单位合作，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和能力。从科研来说，古籍整理与研究并重，以重大项目为先导，保持本专业的特色与优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强学科建设，扩大学科的影响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杨海峥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董恩林教授发表了《大陆古籍整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隐忧》一文。他指出，近三十年来大陆在培养古籍整理专业人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巨大成绩，短时间内解决了上世纪80年代古籍整理青黄不接的问题，并储备了大量这方面的人才。但是，目前培养现状与培养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大陆现有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先天性缺陷，古籍整理专业人才培养长期被人为分割为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大系科，分属汉语言文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的统一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第二，无论古典文献学专业还是历史文献学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对传统经典的精读精研，都做得非常不到位，而这对于古籍整理专业来说是致命弱点。第三，无论是古典文献学还是历史文献学，数十年来，硕博士生的生源都不太理想，而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第四，无论是古典文献学还是历史文献学专业，总体来讲，理论联系实际做得不够，十分缺乏古籍整理实践锻炼。我们可以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图书馆、博物馆对接。各个图书馆、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丰富，但是现有人员无法承担全部的工作。当前，个别古籍所的撤销是高校古籍整理系统中的严重信号。我们应当主动迎接挑战，重点讨论古籍整理事业和文献学专业遇到的困难及其应对之策，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其一，提出并制定古籍整理的专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其二，制定深度的古籍整理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新注。其三，正确定位文献学，设立文献学学科门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系统应组织专门的研讨会，争取行内专家意见。

董恩林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周少川教授发表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与发展向度》一文。他指出，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20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确立于80年代。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学科的基本理念，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关于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当前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认准学科定位，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不断优化学科环境;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将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古籍整理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学科的发展要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汲取精华，并通过古籍整理实践来实现文献学的学科价值和学术影响。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文献学学科的定位、内涵与外延。文献学学科的困境，是外在环境和内部设置双向作用的结果。将其他学科内容过多地置入古文献学，反而模糊了古文献学的边界，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建议高校古委会建立文献学理论专业委员会，从理论上架构古文献学。

周少川教授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发表了《古文献专业硕博士生研究方向设置中的因与革——复旦古籍所的经验和教训》一文，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古文献专业研究方向的演变、方向与课程的关联及人才培养的方式等内容。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建于1983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自建所之初就开始招生。在前后三代专业教授的规划和努力下，该专业从单一的古籍整理方向，发展成为现在具有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比较文献学等六个研究方向的规模。目前方向设置和课程挂钩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整理。自2003年以来，教师带队组织研究生去图书馆古籍部编目。最开始是在浙江图书馆，现在主要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同时，专业还尽量提供相应的编目机会，先后联系派送研究生赴国内的浙江省博物馆，以及海外的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参与编纂古籍藏书目录。陈教授指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古文献学需要突破重围，重新回到文史学科的基础地位，而不是不断地被边缘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全局性的专业方向设置问题，不应单凭热情，而应和古委会等上级机构联系沟通;同时应注重前期准备，自主培养专业教师，而不是简单地外聘。

陈正宏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魏崇武教授发表了《后< 全元文>时期之科研、人才培养及学术平台建设概况——北京师范大学元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汇报》一文，详细介绍了古籍院的重要成员在后《全元文》时期的科研、人才培养及学术平台建设等情况。2004年12月，由古委会批准立项、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全部出齐，并于2006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全元文》的出版，对元代文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崇武教授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说，我们要严谨地区别文献、古文献、古典文献、历史文献等概念，范围要清晰、准确。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古籍整理工作和文献学学科的规划需要审慎的思考和充分的准备。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戴建国教授说，我们需要充分、细致地调研与准备，广泛争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加强与相关学科的沟通和交流。文献学下设学科，也应科学和细致地分类，不宜太多、太琐碎。比如，按文史哲分类可以分为哲学史文献、宗教史文献、科技史文献等。同时，应加强和图书馆的相关专业的沟通与联系，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忠说，我们在很多事实上并未达成统一，需要进一步的切磋和交流。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说，关于文献学学科意义的探讨，要更加深入和透彻。

随后，第五场专题报告开始，讨论的主题是“专题文献整理与研究(三)”，主持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张剑光教授。

张剑光教授

随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程章灿教授发表了《江苏文化的文献视野——< 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一文，介绍了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的相关情况和《江苏文库》的编纂情况。他指出，应加强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学之间的联系，将传统文献学放在当下的视野中考量。江苏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学术繁荣发达，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渊薮，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形成了深厚的文献传统。《江苏文库》是涵盖江苏省域的地域文化丛书，其下又分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包容全面，规模宏大。这是第一次对江苏各类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综合的整理研究，是传承江苏文脉的根本之举。《江苏文库•文献编》是《江苏文库》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分。《文献编》收录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5000馀种左右，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1911年出版的江苏文化文本，呈现“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勾勒一以贯之的江苏文脉。

程章灿教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古籍所所长邓洪波教授发表了《中国书院文献及其价值》一文，深入探讨了“书院文献”的界定、内容、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等。邓教授认为“书院文献”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按照记录手段而言，凡是有关书院的抄、绘、刻、印的文字，以及图像、音频、视频等资料，都属于书院文献。第二，书院文献就其载体而言，以传统的金石、纸张、竹木、绵帛为主体，也有一些现代才出现的的磁带、磁盘、胶片、网络服务器等。第三，书院文献，按照其存在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专书文献(包括成本、成册、成卷的文献)和单篇文献(收录在其他文献中的单篇书院文献，有待析出编辑)。第四，书院“单篇文献”，就其体裁形式而言，可以分成碑记、诗词赋、序跋、书启、楹联，以及各种公文、批复等，散见于文集、方志、笔记、类书、家谱、族谱、档案之中。第五，书院“专书文献”，也可以叫做“整本文献”，据抽样统计，其总量在两千种以上，其中亡佚约五百种左右，存世一千五百种左右。书院文献极为珍贵，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损毁严重，其保护现状堪忧，对其进行系统、集成式整理，加以保存、传播、利用，自有其积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邓洪波教授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陈絜教授发表了《读玉海楼刻本< 籀?述林>》一文，指出《籀?述林》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因刊刻拙劣，校对不精，致使隐没无闻，实在可惜。此前雪克先生曾对此书作有点校，但问题不少，所以重新整理恐怕是十分必要的。陈教授还介绍了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的情况，指出未来古籍所将以地理研究为基础，同时关注出土文献专题研究和春秋经传研究。面对新形式下的新挑战，南开古籍所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

陈絜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副研究馆员发表了《唐宋礼仪图绘略考》一文，指出古来文献家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但是不同个体的认知却因人而异，有时需要亲身经历某个具体案例之后才有深切的体认。他详细论述了封禅大典与东封图、朝贺大典与职贡图/王会图、都城礼仪空间与宫室图等内容，指出有关礼仪的图和画对于研究礼制、礼学都有其重要意义，两者需要互相释证，不能互相代替，亦不可或缺。

史睿教授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朱红林教授发表了《说“下酒”——< 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二》一文。《周礼·天官·酒正》“缇齐”，郑玄注曰“如今下酒矣”，贾公彦、孙诒让皆以“糟床下酒”为释，刘善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以为“下酒”实为“若下酒”之误。朱教授认为，刘善泽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酒正》“五齐”，其他“四齐”郑玄皆以汉代名酒相比况，唯独解释“缇齐”时，以“下酒”作比，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下酒”作为过滤酒糟，是一道酿酒工序，不是酒名。另外，尽管汉代考古数据中出现了“糟床下酒”的酿酒程序，但用它来证明郑注是不合适的。

朱红林教授

最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卢伟副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作会议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是一个工作会，也是一个学术会;既是一个古籍整理会，也是一个人才培养会;既是一个会议总结会，也是一个前景展望会;既是一个老朋友叙旧会，也是一个新才俊迎新会;既有宏观考察，也有微观考证;这次会议还有可能是老中青传帮带的会。

卢伟教授

舒大刚教授作会议总结发言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发表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下一步工作展开的预备会、起步会，并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三十五年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的历史沿革。

安平秋教授闭幕式讲话

古籍小组的成立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起步的最重要的标志，有划时代的意义。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虽然有一些出版社出了一些古籍，但数量不多，也不成气候。上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点校“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并于1958年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配合当时全国的科学规划，制订有关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这是一件大事，是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成为国家的自觉行为，而不再如过去那样只是学者散漫无序的个人行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全面起步，因为从此之后，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专门的领导机构，有了具体的规划，有了努力奋斗的目标，而且从此之后，中国知识界更多人有了古籍整理的自觉观念。它的建立也表明，古籍整理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事业。

古籍小组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还推动了古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并且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正因为有了古籍小组和出版规划，古籍整理人才青黄不接问题便突出出来了，因此为了使古籍整理事业后继有人，同样在1958年，中央委托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高教部长杨秀峰，在高等学校建立中国古典文献系科。在郭沫若、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邓拓、金灿然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1959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并招收了第一班学生。古典文献专业在北大创办并招生，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全面起步的又一个标志，因为它意味着古文献学成为一个学科，古典文献专业成了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教学基地，从长远看，国家的古籍整理人才储备有了保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古籍小组的工作、“二十四史”的点校和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由于中央的指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同年底“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也得到恢复。

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工作会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古文献专业面过窄，社会需要量小，与现实联系不紧密，因而取消了该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师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希望重视古籍整理工作，保留这一专业，以便培养后继人才，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延至1981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全体教师联名给陈云同志写信，反映当时古籍整理工作的严重状况，希望重视这一工作。7月，陈云同志派秘书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转达了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关心并进一步听取意见。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古籍整理工作，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37号文件)，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及出版工作、对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了部署，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指出“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可以依托于高等学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1982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恢复工作。第二年，即1983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协调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开辟了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新时代，它使久已停止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了工作，使已经停止招生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还使高校古委会得以建立，更使大家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因此，中央指示使陷于停顿的国家古籍整理事业存亡继绝、起死回生。

从1983年至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处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工作了35年。武侯祠有一副清人陈廷楷题诸葛亮殿西厢的对联，上联云：“只手挽残局，常归谈笑”，下联云“鞠躬悲尽瘁，剩有讴歌”，说的就是长年累月坚守在这一行业的人。坐好古籍整理工作的“冷板凳”，需要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